谢健:研究温州模式二十年


谢健  温州商学院常务副校长

一、初结温州模式之缘

我对温州模式的研究缘于1997年,这时已是我从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回温工作的第10个年头了。我本科学的是无线电系的半导体器件专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究芯片技术的专业,当时属于前沿的技术,现在仍然还是很前沿。但是,研究生专业却来个很大的跨度,进入到管理工程系的工业管理工程专业,这也使得我不再有机会做科学家,却在若干年之后与温州模式的研究结缘。
       刚到温州大学任教,在一个没有学科带头人、没有科研制度的新办专科学校里,做研究是非常寂寞的,我也就是凭着研究生刚毕业时对科研的兴趣,独自在技术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做了好几年的独行者,虽然也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统计研究》、《预测》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但是由于缺乏平台和团队,研究的路子越来越窄。1995年,我晋升为副教授,时年31岁,成为当时温州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但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却陷入既找不到研究的感觉,也找不到研究的方向的困惑里。这个时候,一位很关心我的领导对我说,现在温州模式在全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争议也很多,作为管理学科班研究生出身的你,身处温州,有这样的地利优势,为何不对温州模式做些研究呢?领导的话让我眼前一亮,就这样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温州模式。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还没有出现,要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只能去图书馆书库和阅览室,零零碎碎地查询了一些资料,借阅了一些书籍,其中张仁寿、张红所著的《温州模式研究》应该是当时最有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一本,细细阅读下来,受益匪浅,对温州模式的起源、发展,以及理论家的争议焦点等问题有了大致上的了解。

我对温州模式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温州科技局的软科学研究项目“温州民营经济研究——温州经济结构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说实在,这样的研究题目对我是一个新的挑战,学科领域从管理学转向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一方面,我开始恶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期间,经马津龙老师的介绍,也结识了《温州模式研究》的作者张仁寿教授,说起来他也是温州人,当时已是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一次趁他来温州之际,我专门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了他的指导。他向我推荐了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对我的研究大有帮助。另一方面,我开始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形成温州模式基础的温州专业市场、民营企业进行了调研,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从那个时候起,调研成了我研究的重要手段。之后的近10年中,我调查了大量的乡镇、市场和民营企业,也认识了许多后来大名鼎鼎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如南存辉、胡成中、王均瑶、王振滔、周成建等。这个研究项目顺利完成后,在此基础上,我与任柏强老师合作,撰写了人生中第一部专著《温州民营经济研究——透过民营经济看温州模式》,此书于2000年3月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大学的刘伟教授为此书做了序,他在序中写到,“《温州民营经济研究》是一部很厚重的著作,这种厚重并不只是在于其篇幅,而更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资料的翔实,在于其分析的透彻,在于作者的凝重的热情。中国的民营经济急切地需要以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激情,这样的精神去对待、去研究。”确实如刘伟教授所说的那样,虽然当时的我还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我就是凭借着一种激情和精神去做温州模式的研究的。该书的出版,是我的学术研究生涯转型的重要标志。

二、划分温州模式阶段

我把温州模式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也就是温州模式的生成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10年代初,是温州模式的成熟阶段,也是温州模式大放光彩阶段;第三阶段也就21世纪10年代初至今,温州模式的发展进入了迷惘期。我所说的迷惘期,意指无论是温州的经济还是温商的群体,都出现了缺乏清晰思路和明确方向的困惑。这种迷惘实质上也是我国转型期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特征之一。

应该说,我对初期第一阶段的温州模式没有太多的亲身感受,对温州模式的第二阶段的感受则是最深刻的,主要是在这个阶段,温州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可以说,我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摆脱了“姓资姓社”困扰的温州模式得到了世人的充分肯定,这个阶段也是温州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原来单体的企业开始通过集团化来发展。企业集团化有两种方式,一是为了加强合作,通常是由行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将一批相关企业拢入旗下,包括纵向联合和横向联合,前者是强化产业前后端的关联性,后者是减少竞争壮大力量的做法。二是为了多元化发展,也即通过集团化,向相关甚至于无关的行业发展。集团化的发展,也带来了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化。又如温州民间商会的发展,在规范行业秩序和解决行业纠纷、维权,以及沟通企业和政府、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温州行业协会到在外温商的温州商会的蓬勃发展,展现出民营企业发展的成熟性一面。又如温州的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形式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从全国各地经商办市场为主的走出去模式,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记得1998年2月,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栏目连续播出了4集《温州人》纪录片,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人的角度看温州模式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这4集纪录片分别用了“启动”、“冲动”、“流动”和“推动”为标题,用生动的温州人故事揭示了温商的特征。在“流动”这集中,讲到一个故事,说是在法国巴黎的一条服装街,原来主要是犹太商人垄断的,自从温州人进来后,精明而勤劳的温州人居然逐步挤进了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甚至于被素以经商出名的犹太人所称道。这4集《温州人》纪录片后来被我录制下来并经剪辑,用在了我为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温州经济概论》的课件上。

在这个阶段,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温州模式的深层次解读、总结和评价上。从我的第一本专著《温州民营经济研究——温州经济结构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出版后,我又出版了《温州制造——透过民营企业看新温州模式》、《民本:温州经济发展格局》等著作,以及在国内重要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上发表了10多篇有关温州模式的学术论文,其中在《中国工业经济》上发表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比较》(2003)和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的《温州模式再认识》(2003)这两篇论文,我认为是最能够代表当时我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水平。在《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比较》这篇论文中,我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的五种典型模式,也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模式进行了比较,并指出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等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民营经济的这五种发展模式也出现不同特征的变化。对温州模式我用了“走出温州的温州模式”来形容温州模式处于不断的扩展之中,从温州向浙南地区,向浙江全省以及全国扩散。并认为温州模式将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舞台上独领风骚。这篇论文随后被权威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也是我引用率最高的一篇论文。在《温州模式再认识》这篇论文中,我把对温州模式的认识,放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放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进程中去认识。我认为,温州模式可以说是市场经济首先在中国苏醒的一个典范,温州模式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民营化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局部区域经济模式向外扩散的过程,因此,温州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温州经济之本身。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化,也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温州经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出现了经济增速趋缓、综合经济指标相对滑坡,企业的外迁和资本外流的加速,国际市场频繁遭遇贸易壁垒等不利现象。我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也开始转向温州经济问题的研究,如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上发表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与温州模式发展瓶颈》(2004),在《财贸经济》上发表的《企业经营国际化,区域经济国际化中的温州模式》(2005)等。同时,也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温州模式的其他研究领域,如与奚从清教授合著的《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温州模式的一个新视角》(2004)是研究温州城市社区建设问题;专著《东部发达城市的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以温州为例》(2010)是研究温州欠发达地区问题;论文《民营企业党建与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2010)、《民营企业党建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温州34家民营企业的调查》(2013)等则是研究温州民营企业党建问题;《突破金融垄断:温州金改重任在肩》(2012)是研究温州金改问题;以及做了《依托“海西经济区”吸引台商投资研究》(2013)、《温州创业环境评价及改善对策研究》(2014)、《“一带一路”倡议下温州提升产业竞争力研究》(2017)等对策性研究项目。总的来说,近年来我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也如温州模式一样,进入了“迷惘”时期:研究领域比较分散,研究内容难以聚焦、研究视角难以深入。

三、深受新闻媒体关注



研究温州模式,少不了与新闻媒体打交道。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承认,我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论坛和研讨会上露面,加上当时作为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身份,也就成为了各类新闻媒体记者争先采访的对象。在那几年中,不仅仅几乎温州所有的新闻媒体,部分省内乃至央视也多有出现我的身影,甚至于境外的一些媒体也表示出对温州模式的浓厚兴趣,我先后接受了德国的《明镜周刊》、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远东经济评论》、荷兰的《新阿姆斯特丹商报》等境外纸媒记者的采访,以及香港的《无线电视》、《阳光卫视》电视记者的专题采访。应该说,对于媒体的采访,最初我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一方面通过媒体,可以向社会大众展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提高社会声誉,这或许也是虚荣心的一种表现。但,后来出现的一件事让我迅速改变了对媒体的态度。21世纪初,人们对温州的关注从追捧转向了质疑,特别是当温州经济增速出现趋缓,同时出现了资本外流、企业外迁等现象时,新闻媒体对温州的负面报道开始增多,一些财经期刊,往往热衷于挖掘负面事件,披露负面信息以此博取眼球。记得那几年隔三岔五就有类似的记者来温州调查采访。最初我也都还是接受他们的采访,比较中肯地对温州的一些发展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说,大多数记者虽然也带有一些偏见,但总体上也还是比较客观的。直到有一次,大约是2006年上半年,一位姓何的财经杂志记者来见我,采访的主题就是温州模式是否将被颠覆。其起因是新一届市委市政府试图大力引进世界500强等大企业来改变温州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我当时对这种做法并不苟同。我将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做了比较,认为引进外资的做法固然能对当地经济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各城市的情况差异很大,一个城市的成功经验不见得适用于另一个城市。如果引进的外资项目不能很好地适应本地经济的发展需求,不能有效地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就容易出现许多不协调的问题,甚至会出现随时迁移的可能。没想到在记者发出的特刊里,我所说的“苏州模式”就变成了“萧山模式”。文章用了“他将终结温州模式”确实很博眼球,文中出现的“‘萧山模式’颠覆‘温州模式’”的小标题也很点睛,其直接剑指来自杭州市萧山区的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对于那位记者来说,显然获得了成功,但也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似乎我在批评当时的主政领导。说实在,作为一位研究温州模式的学者,我很关心温州的发展,有时也对温州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尖锐的看法,但一般很少会公开批评政府及领导。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对媒体的采访有了戒心,对与自己不太熟悉、不合适评论及不太了解的媒体,一般都敬而远之。


四、希冀温州模式未来



200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年即将结束的某一天,我接受了《温州都市报》“温州学人”专栏记者金辉先生的专访,专访的内容用“谢健:温州模式30年”为题,整整用了一个版面。在专访的最后,金辉针对当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温州民营经济能否扛得过这场经济危机?”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始终认为,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是支撑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虽然经济危机会影响温州经济,会给许多温州民营中小企业带来严峻的考验,甚至会有一批为数不少的民营中小企业倒闭,许多温州人会失去他们的财富,但是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仍然会激励他们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温州人已经经历过无数的挫折,但最终他们都坚强地挺过来了,这次也不例外

诚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下,当时并没有对我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直接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但是时隔几年,这种影响就逐渐显露出来,在温州,则是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温州区域金融危机。2011年这一年,多少温州民营企业陷入重重债务危机,多少企业主“跑路”、多少民营企业破产倒闭,甚至于数十位企业主自杀身亡,比我之前预测的还要严重,可以说温州民营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于许多媒体都惊呼温州模式已经终结。但是短短几年后,温州人没有倒下,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如我所说的,“这次也不例外”。2015年底在央视一套首播的《温州两家人》就是讲述温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勇敢面对危机,在创新中寻找商机的故事。

从2008年到2018年,转眼又是一个十年,温州模式似乎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耀眼了,但是温州人还在继续他们的创业故事。据说,反映温商回归的《温州三家人》电视连续剧正在创作过程中。而我也在改变原来单打独斗的研究模式,在我所在的温州商学院,近两年我组建了两个研究团队,一个是2017年成立的“一带一路“温商研究中心,另一个是2018年成立的温州市“两个健康”研究院,虽然我本人由于工作岗位的原因,近年来不可能会有较多的时间用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但希望能够组织一批年轻的老师将研究的视角聚焦在温州模式的研究上,这既是我的重要使命,也是我所在的温州商学院的历史使命。

图文编辑:杨平宇

  学者简介:谢健,曾任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为温州商学院常务副校长,管理学教授,硕导。兼任浙江省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温州市“两个健康“研究院院长、“一带一路”温商研究中心主任等学术职务。主要研究领域:民营经济、企业制度、区域经济。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内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6部。

      温州商学院目前重点打造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温州研究基地、温州乡学院和温州市“两个健康”研究院等三个科研与社会服务机构。机构以温州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平台为核心,协同国内外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科和专家资源,以服务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深入研究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和具体举措,并积极开展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智力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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